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

　　提要：《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提出新“三人团”成立于1935年3月17日赤水河畔陈福村的观点，《关于长征途中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对此质疑，提出成立于同年3月31日乌江畔的观点。但后者提出的质疑与观点均有违史实，论证过程又更改资料、观点矛盾与缺乏，其质疑与观点都难以成立。新的与论证表明，新“三人团”应是成立于1935年3月17日赤水河畔的陈福村。

　　杨奎松教授近日发表文章《关于长征途中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杨奎松：《关于长征途中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第4-14页。】（以下简称《再考》），对本人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的《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以下简称《新文》）提出质疑。现答疑如下：

　　《再考》质疑《新文》关于新“三人团”（以下简称小组）成立于三渡赤水后的1935年3月17日的观点，主要依据是：“鉴于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前后只有三四天，尤其三渡后即被追兵咬上。”【《再考》，《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页。】以下凡引该文者，均简称第x页。】“中央红军左突右奔，整整花了时间，才得以从赤水河太平渡、二郎滩一带南下。”“三渡、四渡赤水，直至抢渡乌江这一过程，中央红军所处形势十分危急，这期间几乎完全没有可能依照老办法就每一重要军事行动及作战指挥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来讨论决定。”“鉴于情势万分危急”，“三渡至四渡期间，完全没有改设新的军事指挥中心的机会与可能”。【第10页。】但这一大段对《新文》质疑的论证不仅没有依据，而且也有违史实，依据有三：

　　3月16日，军委命令各部队三渡赤水后全部就近“隐蔽休息”：干部团“渡后即向西走二十里，在军委以西隐蔽休息”；一军团“渡后即向西北通核桃坝方向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军委“渡后即向西走十五里隐蔽休息”；三军团“渡后即向西南走三十里隐蔽休息”；五军团“扼守西岸”；九军团“渡后即向西走十里隐蔽休息”。【《关于我军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1935年3月16日），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第2卷，中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633页。】全军过河后就近安营扎寨等候将要做出的战略抉择，既没有被“咬上”，也没有“左突右奔”与“万分危急”。

　　据当时与一起行动，主管全军通讯的军委三局伍云甫日记记载：三渡赤水后于3月17日早晨5点左右到陈福村后“原地休息”，此后遭轰炸。3月18日“由陈福村附近出发，行五里即在树林下大休息。十八时继续前进”。可见军委在17日凌晨至18日18时在陈福村及其附近住了两天。19日七时出发，“在水田附近大休息”。20日“在原地休息”。21日“十八时到九溪口，乘船渡河”。22日“驻下寨”。23日“七时由下寨出发，在桃竹坝附近的大石洞休息数小时”。24日“是日在邱家村附近大休息”。25日“大休息两次”。27日“自干溪出发，在横井大休息”。28日“在老木孔大休息”。29日“下午驻大兰头”。30日“上午驻大兰头”，“十四时出发”。31日南渡乌江：“过浮桥至牛场宿营。”【《伍云甫日记》（1934年10月8日-1936年10月30日）（1935年3月17日-3月31日），中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186页。】日记表明18日至20日的三渡与四渡之间有整整一天“原地休息”，两天“大休息”。22日过河后又整整休息一天。此后直到31日南渡乌江更是天天“大休息”，并不支持《再考》关于“三渡后即被追兵咬上”、“中央红军左突右奔”的论据。

　　据时任红一军团一师部巡视团主任肖锋3月17日日记的记载：“军团决定在这里修整几天，安置伤员，擦拭武器，扩红，打土豪，筹粮款，做点衣服。”【肖锋：《长征日记》（1935年3月17日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可见也不支持《再考》“即被咬上”、“万分危急”的观点。

　　以上表明《再考》对小组成立于3月17日的质疑有违史实。《再考》说：“查阅保存下来的好几种长征日记，包括伍云甫的日记。”【第6页。】可不知为何没有看到以上这些显然与“咬上”观点相冲突的内容。

　　《再考》认为小组“成立于抢渡乌江之际，也就是3月31日当天或前后”。【第7页。】这一观点有违史实，依据有四：

　　《再考》强调小组成立于3月31日是依据张闻天的回忆：“在抢渡乌江以前，同志提议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关于遵义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史资料》第6辑，中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还特地指出张闻天“是在抢渡乌江前与等紧急交换意见后，临时决定并在局内部宣布的”。第11页。】但当时情况并不“紧急”，“内部宣布”也不见依据，更是完全了张闻天的回忆。据肖锋3月18日的日记：“军委，停止向西北行动，九军团向毕节佯以敌军，让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从宜宾渡过长江。”“军委一军团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从草木、九庄间抢渡乌江，向贵阳前进。”“师我们巡视团随三团行动。我们从鄂家渡第八次过赤水河，由北向南，折转指向贵阳行动。”【肖锋：《长征日记》（1935年3月18日条），第57-58页。】此后肖锋日记连续记载：3月18日“行程九十里”。19日“行程一百二十里”，“半夜出发，七十五雄胆壮奔向乌江”。20日“凌晨五时出发急行军，行程百余里”。22日“到九庄渡口，行程百余里”。【肖锋：《长征日记》（1935年3月18日-22日条），第58-59页。】另据时任红一军团青年部长的肖华回忆：“我随三团受领了先遣任务。”【肖华：《南渡乌江》，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页。】“当时我随三团先头部队行动。”【肖华：《艰苦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三团作为抢渡乌江战役的先遣部队，5天赶完了9天的路程，充分体现了“抢”的速度。可见张闻天回忆中的“抢渡乌江”其实是指3月18日发起的抢渡乌江战役，其“抢渡乌江以前”的真实含义也就一目了然。《再考》显然忽视了红军先遣部队3月18日就开始实行抢渡乌江战役，因此误以为“抢渡乌江”就是3月31日的“南渡乌江”。

　　“张所说的这个‘抢渡乌江’，指的是3月21、22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在3月29日至4月1日之间采取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军事行动。”【第6页。】“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第6页。】“4月初抢渡乌江”，“抢渡乌江之际，也就是3月31日当天或前后”；【第7页。】“到了3月底抢渡乌江前”。【第8页。】“大部队至4月1日才完成南渡”；“三渡、四渡赤水，直至抢渡乌江这一过程”；【第10页。】《再考》显然已经把抢渡乌江与南渡乌江混为一谈。

　　“1943年底闻天写完这篇五万多字的笔记之后，首先送给毛看。”【《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其实笔记中“抢渡乌江以前”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抢渡乌江战役以前”。但当年的战役决策者毛、周、张彼此都能理解，因此表述口语化也就顺理成章。即使当年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名称也在“五次”前省略了“第”：《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局会议通过），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而《再考》忽视历史语境望文生义，误以为四渡赤水后的南渡乌江就是抢渡乌江。

　　此外，“抢渡”与“南渡”的混淆也有违历史逻辑：小组的成立是急需解决三渡赤水后红军何去何从的战略抉择难题，如果红军已经四渡赤水而且开始南渡乌江，表明南下战略已经确定，何需再多此一举在乌江畔成立小组？

　　其实刘英对张闻天的“抢渡乌江以前”有过很明确的解释：小组成立的“这段曲折，是闻天在延安时同我谈的。他还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第70页。】可见小组不可能成立于四渡赤水之后的“3月31日当天或前后”。

　　一旦把“抢渡乌江”与“南渡乌江”混为一谈，就必然认为四渡赤水以后才是“抢渡乌江”。《再考》认为：“毛在军事上对四渡赤水的决策”；【第7页。】“三渡，特别是四渡和抢渡乌江的决策”；【第10页。】“是在四渡赤水后、抢渡乌江前提出这一”。【第11页。】其实当年没有今天所谓的四渡赤水决策，而只有抢渡乌江决策，理由有四：

　　其一，当年没有四渡赤水的概念。红军在赤水两岸作战，来回渡河为家常便饭，如前所述，肖锋3月18日记载的“第八次过赤水河”。再如当年红一军团局干部童小鹏的《军中日记》1935年3月17日记载：“五渡赤水河”；21日记载：“此条河也过回六次矣！”还附注释：“红一军团局六次渡过赤水河，是因为执行任务多走了一个来回。”【童小鹏：《军中日记》（1935年3月17日条、21日条），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124页。】还有如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的《陈伯钧日记》1935年3月22日记载，那天他们才“二渡赤水”。【《陈伯钧日记》（1935年3月22日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既然当年根本没有四渡赤水的概念，遑论四渡赤水决策。

　　其二，抢渡乌江是战役行动。当年抢渡乌江的概念在肖锋1935年3月18日的日记与张闻天1943年的整风笔记中相继出现，是全军配合行动剑指贵阳的大战役。但军委为了严格保密，3月20日一面命令一部“伪装我主力西进”，一面给全军：“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关于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1935年3月20日），《长征档案》第2卷，第633页。】实际任务却是与先遣团完全相同。可见当年的抢渡乌江战役就是今天的四渡赤水战役，其起点是先遣团东渡赤水后南下的3月18日。因此，张闻天回忆的“抢渡乌江以前”只能是刚三渡赤水的3月17日。由此可见，东渡赤水与南渡乌江其实只是在实施抢渡乌江战役过程中必须经过两条河流而已。

　　其三，四渡赤水战役概念的形成。3月20日的东渡赤水演变成四渡赤水战役的概念来自日后的回忆和概括。1936年12月，在《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此后几篇军事论著中都没有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论述。人民日1955年5月编辑出版、1958年4月第4次印刷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中也没有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记载。张爱萍1958年7月在回忆文章《从遵义到大渡河》中写道：“再经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1958年7月），转引自《长征档案》第2卷，第540页。】戴镜元1960年在回忆录《长征回忆——从中央苏区到陕北根据地》中写道：“我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期间”【戴镜元：《长征回忆——从中央苏区到陕北根据地》，转引自《长征档案》第2卷，第550页。】，主要都是叙述行军过程而非战役。此后随着“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才名声大噪，完全取代了原本就鲜为人知的抢渡乌江。可见“得意之笔”所指的四渡赤水战役的历史原型其实就是抢渡乌江战役。

　　抢渡乌江与四渡赤水的战役目的与战役过程完全相同，发生的历史时空也完全相同，无法将其一分为二，可见它俩只是在不同年代对同一战役的称谓变化而已，既不能将它俩相提并论，更不能分而论之。

　　《再考》认为、、关于小组成立的回忆与张闻天的回忆相比，“在地点和时间的表述上都不准确”，“回忆资料之间本来就存在不准确且相互矛盾的地方”。【第5页。】这一观点不仅了张闻天关于“抢渡乌江以前”的回忆，也了其他历史主要当事人的回忆。

　　在1943年11月13日的局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在同年11月27日的局会议上谈到进攻打鼓新场时说：“毛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关于遵义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中史资料》第6辑，第28页。】毛、周的回忆均在关键的“以后”两字前面有所省略。按照时间顺序，尤其根据“前敌总指挥”的内容，不难知道省略的内容应该是在打鼓新场被撤职与随后鲁班场之战的失利，因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表时均做了删节。也就是说，毛与周都认为小组成立于鲁班场战役之后。这一回忆显然正确，理由有五：

　　其一，时空相符。鲁班场战役失利导致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希望的破灭，何去何从必须迅速抉择。17日凌晨到陈福村。如前所述，当天全军渡河后就近休息待命，由于高度集中而遭受猛烈轰炸。

　　其二，战略抉择。17日小组成立并做出南下突围的战略抉择，实施剑指贵阳的抢渡乌江战役。18日肖锋先遣团南下，当天“行程九十里”，可见接到命令的时间当在凌晨甚至更早些。20日大军相继东渡赤水后南下。

　　其三，回忆的依据。当年没有四渡赤水的概念，显然不可能据此记忆。但打鼓新场遭受撤职之辱而不得不向求助，复职后再受鲁班场之挫，对此等“急风暴雨”必定刻骨铭心，据此记忆紧接着的小组成立完全合情合理。而的回忆主要是依据、和肯定的回忆。

　　其四，张闻天回忆的依据。张闻天的回忆笔记晚于毛与周的发言，当然知道他俩的回忆内容。但是因为笔记当时要给过目，为免重提打鼓新场的“失意”而以抢渡乌江战役作为依据也理所当然，毕竟后者是的“得意”。也就是说，毛、周回忆小组成立使用的时间依据是鲁班场战役“以后”，张则是抢渡乌江战役“以前”，其实就是同一个时间，因为鲁班场战役后紧接着就是抢渡乌江战役。

　　其五，的回忆。“在1978年5月18日回忆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关于遵义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中史资料》第6辑，第29页。】回忆时四渡赤水早已家喻户晓，但认为小组定于第四次渡赤水显然与毛、周、张的回忆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各位历史主要当事人的回忆都准确无误，只是因为各人当时处境与考虑的不同而表述的角度不同而已，并非是回忆“不准确且相互矛盾”。

　　由于要证明小组成立于“3月31日当天或前后”，“抢渡乌江”与“南渡乌江”被混为一谈，抢渡乌江决策也就变成南渡乌江决策；四渡赤水战役与抢渡乌江战役被一分为二，抢渡乌江与南渡乌江却被合二为一。历史时空的挤占、挪用与错位就不可避免，直接导致《再考》在论证过程中的更改资料、观点矛盾与缺乏。

　　其一，更改张闻天的回忆。张闻天关于小组成立的回忆非常明确是“抢渡乌江以前”。但《再考》却改成“应该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即更应该强调的是‘三人团’实际成立于抢渡乌江之际，也就是3月31日当天或前后的可能性”。【第7页。】“张闻天1943年回忆明确讲是在1935年3月底红军南渡乌江前。”【第11页。】“以前”改为“之际”，“抢渡”变成“南渡”，显然是为了证明“抢渡乌江”就是“南渡乌江”。

　　其二，更改的回忆。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回忆：“成立三人小组那个会我参加了，记得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还到一间茅草房去躲。”【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第48页。】但《再考》却改成“有回忆称中央开会宣布成立‘三人团’当天曾有敌机袭扰”。明确的“轰炸”改成模糊的“袭扰”，就能扩大概念范畴以便得出“这类受敌机袭扰的情况在当时多有发生”的结论。【第6页。】

　　其三，更改伍云甫的日记。伍云甫1935年3月17日日记记载：“三月十七日，晴。原地休息。是日敌机掷弹，烧洋油、滑油数担，电话队死一人、伤四人，一分队伤一人，三科运输员轻伤三人。”【《伍云甫日记》（1934年10月8日-1936年10月30日）（1935年3月17日），《红军长征日记》，第183页。】但《再考》把“轰炸”也改成“袭扰”，于是就得出结论：“简单地把关于中央开会时受到敌机袭扰和伍云甫日记所记某一天军委驻地受敌机袭扰的记载联系在一起，也太过牵强。”【第6页。】因为“袭扰”“当时多有发生”。

　　其四，更改的回忆。《再考》说：“据回忆称：‘三人团’成立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第7页。】再看的回忆：“遵义会议后，毛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所谓“有人”，是指土城战役失利后，“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再考》把“遵义会议后”“不久”更改为“‘三人团’成立”不久，时间就大为挪后，一些重要史实就得以错时作为论据。

　　其五，更改相关文献。《再考》更改肖锋3月18日日记与军委3月20日东渡赤水的命令。《再考》说：“20日紧急再做决定，用小部队伪装诱敌向西，要求主力各部21日夜全部回渡赤水，然后火速南下，务必要在26日以前抢渡乌江成功。”此段的注释是“引自肖锋长征日记1935年3月18日条”。【第10页。】这一更改过于离谱，肖锋18日的日记绝无可能未卜先知军委20日的决定。1935年3月20日17时，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为川、滇敌人起见，一军团主力在镇龙山应留一个团，并派队逼近古蔺方向之敌游击，伪装我主力西进，该团遂行此任务后于明日午前跟主力进路，限于明晚渡过太平渡。”【《关于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1935年3月20日），《长征档案》第2卷，第633-634页。】可见“火速南下”“抢渡乌江”不是军委20日给全军而是如前所述18日给先遣团的命令。但在嫁接两者的内容时时间顺序，就能表明抢渡乌江是在四渡赤水之后，也就便于与南渡乌江混为一谈以证明小组成立于3月31日的乌江畔。

　　其六，更改《新文》的链。《再考》的质疑完全回避直接引用《新文》的原文观点，尤其回避后者引用的《长征日记》这一文献性史料3月18日有关“抢渡乌江”的记载，而是改编《新文》由历史事实与历史逻辑组成的链：“有研究者查到，当时在军委三局工作的伍云甫日记中曾有17日在赤水边的陈福村停留时受到过敌机袭扰的记载。因此他们推断称，中央局应该在三渡赤水后马上于3月17日在陈福村紧急召开了扩大会议，批准成立了‘三人团’。”【第6页。】并结合前述的“袭扰”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上述说法最大的问题是除此推测外，找不到任何可信的文献史料能够佐证”；二是“即使真的参加过中央宣布组成‘三人团’的决定的那个会，当天也确实发生过敌机袭扰的情况，也不能肯定此次会议召开与伍云甫3月17日日记所记的那次袭扰在同一天”。【第7页。】如此先改编后归纳虽然便于质疑，但完全脱离了《新文》的原文和原意。

　　《中史研究》刊载的《新世纪以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说：“孙果达考析了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的成立问题，对通行多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新‘三人团’成立的直接背景不是打鼓新场风波，而是鲁班场战役失利，红军迫切需要改变指挥方式。成立时间是在1935年3月17日，地点是在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新‘三人团’成立前后红军的指导方针、指挥方式、作战方式和行动特征发生的显著改变及其影响，客观地说明了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和红军中清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惯性影响，确立军事思想指导权威的曲折历史过程。”【王继凯：《新世纪以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中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75页。】认同“新文”的还有《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刊载的《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6月刊载的《近二十年来遵义会议若干问题研究综述》；《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1月刊载的《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遵义会议若干问题研究综述》等等，并没有发现质疑者，遑论《再考》所说的：“多数研究者并不认同”。【第7页。】

　　其一，究竟是哪一天？《再考》认为小组的成立“在3月29日至4月1日之间”，“是3月22日之后到3月底前后这段时间”，【第6页。】“应该在3月21日至3月31日之间”，“也就是3月31日当天或前后”，“从3月21日一直到4月初抢渡乌江”，【第7页。】“是在1935年3月底红军南渡乌江前”。【第11页。】作为“再考”主要观点的小组成立日期显然因缺乏依据而把握不定。

　　其二，究竟谁决策？《再考》认为“三渡至四渡期间”，“所有决策都是由中央的少数几个主要领导人讨论决定的”。【第10页。】但无依据。同时又认为小组的成立是因为“对军事指挥问题实行集体负责制的争执无决，最后由临时想出来的一种解决办法”。【第11页。】虽然“临时”也无依据，但既然“少数几个”已经解决了决策难题，为何还要成立小组？

　　其三，究竟起什么作用？《再考》说：在“作战决策问题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第8-9页。】“对四渡赤水起了决策性作用”；“毛在军事上对四渡赤水的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第7页。】“三渡，特别是四渡和抢渡乌江的决策，理当都与毛的提议和有关。”【第10页。】且不说这些结论及“理当”也均无依据，对四渡赤水究竟是什么作用？

　　其四，究竟是“前”还是“后”？《再考》说：“‘三人团’成立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矛头直指的就是。”【第7页。】却又说：“毛参加‘三人团’参与全权指挥军事前后，甚至直接中央，要求撤换。”【第8页。】且不说“有人”的错时，只是究竟何时“”？

　　其五，究竟该信哪一个？《再考》说：认为“三人团一段，稼祥的工作比较好”。【第12页。】“毛说‘三人团’成立后，王稼祥的工作比较好，也反映出王应该再没有与毛发生过冲突。”“这说明‘三人团’工作期间再未发生过因意见分歧干扰而难于决策的情况”。【第13页。】但《再考》又说：“王稼祥也一直对的指挥有意见，也是经常‘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在三人小组里，王稼祥对毛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王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第8页。】“在任团长、王稼祥又似乎对毛有颇多的‘三人团’里，究竟如何起作用。”【第12页。】究竟该信前者还是后者？

　　由于要证明历史上并不存在的事实，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诸多结论缺乏，《再考》在论证中还有不少缺乏之处：

　　其一，“不认同”说：如前所述，《再考》说对《新文》的观点“多数研究者并不认同”，却不提供。《再考》其他类似的结论如：“这并不像许多研究者所说的”，“按今天多数研究者的说法”，【第4页。】“多数与‘三人团’成立相关的历史叙述”【第7页。】等等，无论是“许多”还是“多数”，都缺乏。

　　其二，“之所以”说之一：张闻天“之所以没有说毛的这一是在三渡赤水前，也没有说是在四渡赤水前提出，而明确讲是在抢渡乌江前提出的，不是他不清楚有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这回事，而是因为在他的记忆中，是在四渡赤水后、抢渡乌江前提出这一”。【第11页。】对张闻天心理活动缺乏依据的诸如此类描述，在“再考”的论证中多次作为论据出现。

　　其三，“之所以”说之二：等人“之所以都会记错地名，是因为时隔多年，他们把会议地点和会议讨论内容记混了”。【第5页。】且不说在数十年后还在津津乐道其当年的“得意之笔”，也不说有惊人记忆力的仅仅相隔8年就把涉及的重大事件都“记混了”是否可能，就是仅凭“时隔多年”作为唯一依据，完全否定这些重要的回忆无疑也不能令人信服。

　　其四，“所指”说：“张所说的这个‘抢渡乌江’，指的是3月21、22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在3月29日至4月1日之间采取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军事行动。”【第6页。】此说也无。

　　其五，“理当”说：张闻天“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所指理当是3月22日之后到3月底前后这段时间”。【第6页。】“三渡，特别是四渡和抢渡乌江的决策，理当都与毛的提议和有关。”【第10页。】“理当”显然不能替代。

　　此外还有“”说：“张闻天注意到在前方的‘领导军事无把握’”，“周、毛，应将周调回中央来”，“于是提议‘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第9页。】“临时”说：“对军事指挥问题实行集体负责制的争执无决，最后由临时想出来的一种解决办法。”张闻天同意成立小组“是在抢渡乌江前与等紧急交换意见后，临时决定并在局内部宣布的”。【第11页。】“临机”说：“三渡后即被追兵咬上，临机想出以少部诱敌西进，主力回渡赤水并向南反向突围之策。”“经验”说：反向突围的“方案为张、周、朱接受，没有交局会议讨论即付实施了。正是这一经验使想到了成立内‘三人团’的想法”。【第11页。】“替代”说：“只是‘助手’的，常常替代在中央局会议上帮助中央下最后决心。”【第11页。】“言听计从”说：张闻天对“不信任”，怀疑的军事能力，却“对王稼祥言听计从”。【第11页。】这些反映历史重要事件与当事人主观认识及行为的重要观点都应该有客观。

　　综上，《再考》对小组成立于3月17日的质疑有违史实，认为小组成立于3月31日的观点也有违史实，论证过程又更改资料、观点矛盾与缺乏，其质疑与观点都难以成立。新的与论证表明，小组应是成立于1935年3月17日赤水河畔的陈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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