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以全新的研讨形式呈现，13位学者对相关地区的考古新发现进行学术汇报，随后各领域专家进行现场评议和讨论，在最大程度流前沿学术信息。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介绍了舞阳张王庄遗址和西平谢老庄遗址的发掘收获。张王庄遗址经过2015、2016两年度的发掘，合计发掘面积约1200平方米。两年度发掘现仰韶文化房址36座、灰坑（窖穴）323座。房址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柱列式，另一种为半地穴式。此外，在遗址北部古河道上发现可能与稻田有关的圆形、椭圆形浅坑状遗迹。魏兴涛表示，张王庄遗址发掘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据出土陶器可知这批遗存属于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布局较清晰，是与半坡、姜寨大约同时而布局有别的新的仰韶文化聚落考古材料；第二，张王庄遗址是除贾湖遗址外豫中南部舞阳一带发掘的另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贾湖一类遗存去向、仰韶时期文化格局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第三，发掘中进行了多种类、广泛取样，以开展多学科研究；第四，这里的稻田遗迹是中原或者北方地区的首次发现，对于探讨黄淮旱稻混作区稻田的形态结构等具有重要价值。随后他又简要介绍了西平谢老庄遗址，该遗址于2017年试掘约200平方米，目前发掘50个灰坑，初步判断是较深的水井，水井对研究定居聚落具有重要意义，可能是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水井。谢老庄遗址发现的诸多遗迹丰富了贾湖一类遗存的文化内涵,进一步凸现了豫中南部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文化发展高度。
五位嘉宾分别从年代、文化传承、农业及农业结构等问题入手进行交流与讨论。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认为在豫中地区偏南部的整个区域，距今9000到6000年，跨越近3000年的时间范围内，尽管有缺环但也算是一个较长的文化序列，应属于当时该地区最发达的核心区。随后他也提出“张王庄遗址属于仰韶早期的哪一段？”、“发现的粟与黍中究竟以哪类为主？”等相关问题。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提出应从聚落形态、农业技术上厘清贾湖遗址、谢老庄遗址、张王庄遗址3000年跨度的发展脉络以及该地区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是否相互影响等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教授表示可以借助张王庄遗址为序幕，展开相应的考古工作，尤其是周边的环壕、杆栏式建筑等。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张居中教授在点评中指出贾湖一、二、三期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就年代而言，谢老庄遗址是贾湖同类遗址，但和张王庄遗址跨度较大。谈到谢老庄遗址的水井遗迹时，张居中教授认为该遗迹是深窖的可能性更大。但学者均表示水井的发明、地下水资源的利用、古人的水管理模式对研究定居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殷宇鹏主要介绍了杨官寨遗址东部区域大量史前墓葬，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墓地。墓地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目前发掘面积约2900平方米，现该类墓葬300余座，并对其中135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墓地内墓葬分布得密集且没有发现任何打破关系，这说明当时在构筑墓葬时已有整体规划。墓葬绝大多数东西向，怀疑是参考太阳的角度设置的。墓葬形制绝大部分为偏洞式墓，还有半洞室墓和少量竖穴土坑墓。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朝西。人骨保存完整，四肢摆放整齐，足部大多并拢，个别墓葬的人骨附近还发现有疑似包裹的织物，部分人骨发现有割体葬仪。本次发现的偏洞式墓葬属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偏洞式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400多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此外，在2014年还发现一处大型水池遗迹，平面范围约300平方米，水池的西南部发现有多次修正痕迹的排水沟。
庙底沟时期的聚落形态以及墓葬形制长期以来困扰着考古学界。此次杨官寨遗址的重要发现为庙底沟文化的研究，乃至整个仰韶时期聚落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张居中教授表示在泾河、渭河交汇地带，总面积超过８０万平方米的杨官寨遗址是仰韶最繁荣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中的大水池对研究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他对该遗址多学科综合手段研究的应用表示肯定，并对腹部寄生虫的进展程度表示关心。“做大型遗址考古工作时要有长期的才会有重大的收获，聚落布局逐步清晰的杨官寨遗址就是一个范例。环壕外围围着一圈墓地，杨官寨遗址的此类布局和姜寨环壕聚落极其相似。”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戴向明研究员说。在谈及整齐有序的墓葬布局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表示大面积且没有打破关系、排列整齐的墓葬布局和裴李岗遗址墓葬一脉相承，这种强调祖先和礼制的内涵是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至于独具特色偏洞室墓的发现，韩建业教授表示除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去解读杨官寨遗址的偏洞室墓外，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即丧葬思想的角度去考虑该地偏洞室墓的来龙去脉及被中断的原因。根据汇报中所提及的第四层发现的黑垆土，他提出这反映了当时良好的地理气候，可从古气候的角度进行探索和解读。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研究员概述了仰郑州地区韶时代中晚期的最新考古发现。其中包括秦王寨遗址、青台遗址、尚岗杨遗址、汪沟遗址、点军台遗址和双槐树遗址。目前探明的有一座仰韶时代城，一处100多万平米的大型聚落，一处过60万平方米的聚落，一处过30万平方米的聚落，还有20几万及其以下的聚落多处。值得一提的是秦王寨遗址发现了1700平方米的夯土基址和的环壕遗迹；青台遗址发现有4重环壕，其中内3层环壕君威仰韶时代中晚期，面积达32万平方米左右，分布有墓葬区、房基等遗迹现象，此外内壕G1外侧发现一处150平方米左右的特殊三层黄土台；汪沟遗址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中心区域首次发现2万平方米的广场，全部为红烧土夯筑，夯层0.6米左右。顾万发研究员表示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问题一直是新石器时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郑州地区密集的分层聚落及较为清晰的大型聚落布局内涵可以为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聚落考古问题提供崭新视野和认识；中心地域文化和年代标尺的建立对于周边地域的对应研究极为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表示在对诸多遗址开展考古工作的时首先要厘清遗址的年代问题，在遗址存在多重环壕时，也要将环壕的年代具体化，他强调年代是开展聚落研究的基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提出在时间框架比较细的情况下对大型聚落遗址进行发掘，进一步关注聚落内部的分化、聚落群的分化等问题，才能更好地复原古代社会。“从近年来西山、点军台等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郑州地区在仰韶中期的发展水平非常高。尤其是一系列的环壕聚落和大河村三期的排房建筑。报告中几处遗址均提到了三重环壕，这些环壕的具体年代是什么，是否分早晚应该是需要下一步搞清楚的。”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靳松安教授说。
文物考古研究所熊增珑副研究员回顾了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考古发现。经过三年的发掘，发掘面积近1600平方米，掘墓葬78座，1座、祭祀坑29座，建筑1处，是红山文化单体冢发掘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碳十四测年，墓地距今5300到5000年，使用时间约300年，属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墓地。墓地积土为冢，在土冢上进行埋葬和祭祀活动。墓地土冢可分为上下两层，反映出营建和使用时间上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变化，据此可将墓地分为早、晚两期。值得一提的是，在墓葬中出土玉龙、玉璧与石钺的器物组合且钺装有兽首形柄端饰。还出土陶人像、像共计14件，玉器143件。除此之外，还首次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上发现了柱洞成排分布的建筑址。半拉山墓地是有别于牛河梁、田家沟等遗址的一处重要的红山文化活动区域。无论从遗址、墓地、单体墓葬的规模，还是从随葬品的种类、等级来看都明显低于牛河梁，表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出现了显著的等级分化，加深了我们对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布的认识。
从上世纪80年代发现牛河梁遗址至今，红山文化的研究逐步趋于平淡。近期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半拉山遗址出的墓地再一次了大家对红山文化的关注。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赵宾福教授对半拉山墓地的发现提出了三点思考。首先是半拉山墓地和牛河梁遗址的关系，是两个祭祀中心？还是一个祭祀中心的两个发展阶段？其次，期待已久的红山文化玉器终于再次出现，玉璧、玉龙埋藏在一起的现象是不是神权与的结合？最后，是男神祭祀顺序的问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认为目前牛河梁遗址仍是等级最高的，谈到半拉山与牛河梁的关系时栾丰实说“我认为他们之间应该是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牛河梁第三、五、六号地点中，第五地点是最高等级，第三地点是最低等级。现在看来半拉山和牛河梁比较的话，它至多相当于牛河梁的第二等级。可能是相对的一个小社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可能是牛河梁下属的第二等级的一个中心。”除此之外，他还强调基石冢建筑遗迹对理解祭祀冢的功能、性质、用途非常重要，要充分利用发现的新材料，使红山文化研究新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指出，从新出土的玉器和像来看，其风格内涵上存在一定差异，或许存在一种比较松散的教但并未形成以牛河梁为中心。随后他谈到以钺为代表的君权及柄端饰背后的认知系统，以及大量出现的人像是神还是祖先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地研究。最后，文物中心吉平研究员则对柄端饰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这是类似权杖头一类放置于顶端的器物。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芬副教授汇报了2016-2017年章丘焦家遗址考古新发现。两年内合计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现大汶口文化房址116座，墓葬215座，窑址1处，沟7条，以及各时期灰坑974处，在发掘区南部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墙和壕沟的线索。勘探结果显示，壕沟东西435-455米，南北330-360米，除去壕沟及内侧夯土层，大汶口城址的面积约为6.3万平方米，应属大汶口中期晚段到晚期早段。从变迁的角度来，分为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大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可以分为3期。值得一提的是还发现葬穴外有一圈棺柱。种种迹象表明，焦家遗址是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一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随着工作的持续推进，焦家遗址是深入开展鲁北地区史前聚落结构和变迁研究的理想案例，对探讨中国东部地区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汇报了日照尧王城遗址2012至2016年的考古发掘和收获。尧王城遗址目前发现了内城以及向东扩的外城，以及更外围外壕的三层环绕聚落布局。该城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在内城区域展开的。通过勘探和发掘表明内城北城墙的东西宽度为310米，南北长度为500米。这包括了城及壕的范围，整体内城的面积是15万平方米左右。在贴近内城破角发现有一些柱洞，还有一些小型墓葬，都是大汶口晚期的，综合判断我们认为大汶口城墙使用年代应该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内层发现大量居兼职小娇妻住区，居住区内的圆形方形台基可能是举行公共活动的地方也可能用于祭祀。尧王城城址的发现确立了鲁东南地区史前城址的一种新模式，为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城址考古增添了新的内容。尧王城的遗址发掘基本上解决了布局问题，了从大汶口晚期到龙山中期的历史脉络。尧王城聚落规模大，不仅发现有城垣和环壕，也发现有中等规模墓葬，对探讨鲁东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谈起焦家遗址的考古发现，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林留根研究员认为，这是黄河下游地区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大型城址。墓葬中出现了完整的棺椁制度。从而找到了棺椁制度对后续龙山文化的源头。“这两个遗址从规模来说都是性”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说，过去的认识是海岱地区是相互的社会体、体，对于像尧王城这种超级聚落发现后，我们可以重新考虑跨区域之间的联系，社会之间的联系、文化之间的联系或者之间的联系。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从新认识和新方法上介绍了良渚考古近年来的收获。以空间格局研究作为突破口，以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制作数字高程模型（DEM），成功找到良渚古城的外郭，面积8平方公里，并以此作为寻找古城结构的基本方法。与此相关的课题研究以资源与、水利与工程两大主题展开。地质考古方面，以整个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古、古城垫石、石器来源的研究等正有序展开，玉器来源研究获得重要线索。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方面也有成功实践，工程考古方面，对草裹泥、垫石等工艺做了全新分析。
良渚古城的范围最起码是在100平方公里左右进行设计规划的城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以往5000年左右人的能力和社会进程的一个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提到目前良渚遗址正在大力度推进申遗工作，申遗范围包括良渚古城遗址和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从考古和遗址的角度来说这都难得的。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表示随着良渚遗址考古发掘的进行，相关数据也在不断更新，所以要在不断获取的新资料的基础上研究良渚。他还强调要更加细化对年代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得良渚的研究更加深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认为可以从资源控制和技术控制角度出发来解读良渚的社会结构和性质，比如不变的神徽体系和发生变化的细刻纹，或许其中存在着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技术控制。此外，良渚的制度和社会组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良渚中晚期，象征女性标识的璜不再体现，格局被打破背后的良渚发生了什么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进行深入探讨。莫角山遗址和良渚古城在发掘初期都遭到过质疑，甚至是被否定。中央民族大学杨楠教授将如今良渚考古取得的瞩目成就归功于考古人认真细致的田野工作、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大胆猜想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研究员介绍了石家河遗址群的新发现。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城垣内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其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推测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家河南部三房湾遗址的发掘面积约为250平方米，遗址的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以及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具有典型的制陶作坊特征，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这一发现丰富了石家河古城功能分区的内容。印信台遗址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台基、沿台基边布的瓮棺类遗存、台基之间填埋大量的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套缸堆积等显示，这里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此外，还新发现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谭家岭5座瓮棺出土的240余件精美玉器是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玉器的又一次集中发现，新见的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等，不仅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对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的发掘与收获做了概述。发掘和勘探显示，城垣完整分布于遗址的西、南两侧，北部“分段”设筑城垣，其余部分和遗址东部则利用自然岗地设置。多处解剖地点确认城垣启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沿用至石家河文化早期，且为平地堆建。遗址外侧有完备的壕沟环绕，宽19～61米，深2.3～6米。与外壕沟呼应，城垣东南、西北以及北部中段均设立有水门设施，外部水资源从西北、北部两处水门进入城内，又分别从西、东两水道汇集于东南水门，进而借助人工通沟排至城外的自然河流。屈家岭文化时期应是遗址的鼎盛阶段，中部台地建造有大型排房及“广场”建筑，周边则分布中小型房屋，遗留了属于“奠基”活动的扣豆、扣碗、瓮棺、立缸等遗存。石家河文化早期，城河先民开始收缩至城垣内坡、东部台地等少量地点进行生产生活。城河城址并非孤立存在，仅在周边8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存在6处同时期的遗址，足见其具有鲜明的点-面社会结构。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靳松安教授认为在江汉平原区域，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从屈家岭到石家河阶段的文化发展常强势的。它的文化内涵复杂，发掘相对更困难。谈到它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及关系时，靳松安表示，屈家岭文化的兴起年代较早，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庙底沟期和西期的第三和第四期之间，随后开始向豫西南和鄂西北扩张，为屈家岭文化向中原地区进一步渗透建立了稳固基础。豫中、豫西、豫北和晋南不少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阶段遗存中都能看到屈家岭文化因素，到了石家河阶段它对中原地区的影响持续不断，到了后石家河阶段王湾三期文化向南扩张。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屈家岭晚期到石家河早期阶段，中原地区豫西晋南庙底沟二期、豫中大河村五期、豫北孟庄一期，豫东大汶口尉迟寺类型、豫南屈家岭五支文化，为后来王湾三期文化的崛起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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