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场比较热闹。先是接连发生的“拦高铁”“堵高铁门”事件，引发整个场对于规则的讨论;后在成都，一条狗的死亡，招致巨量围观。而事件中，都有一个涉及当事人的标签被提炼出来：教师(后者当事人实际上已被非教师)。同样也是在这两天，上海一位2年前医生的女教师，要参评高级职称的消息，再次在网上引发争吵。
不能否认，确实总有一些职业，比如以“育人”为职责的教师，所受到的社会期待之于一般职业相对更高。人们希望某些职业群体比贩夫、引车卖浆承担相对更高的责任，也并非完全的苛责。但是，很多事件中的当事人对规则和的突破，其实更多触碰的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底线，他们也并非是以职业身份介入事件。那么，将公共与职业混为一谈，并且指向对整个群体的，其实有失公允。
就以最近的例子为例，无论是“拦高铁”，还是“摔狗”，本与当事人的教师身份无直接关联。甚至可以说，他们在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公共与规则意识也不必然是其职业、职业表现的投射。在事件的围观和中，过于突出当事人的职业，甚至由此发出感叹：教师到底怎么了?显然容易造成一种误伤，由此可能带来的对教师职业的污名化，不可不察。更关键的是，任何职业被污名化的后果，都需要整个社会来承担，而不仅仅是某个职业群体。
一些受污名化之累的领域，其实已经在某种无法被忽视的连锁反应。比如，就在最近，在全国范围都较普遍的流感，让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再次受到关注。而在剖析其原因时，儿科医生的风险高、受尊重程度不足，成为答案之一。其他类似的不少职业，因与社会之间的“互信”程度降低，也都了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将这些现象都归咎为职业的污名化当然不合理，然而，不当的形象联想或的职业标签，令部分职业承受了不必要的形象，应是事实。
包括突出当事人职业身份在内的“标签先行”现象，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网络的内在规律使然。但一些标签格外受到“青睐”，能够一次次击中的“痛点”，背后或许还有着某种社会集体焦虑在发挥作用。
这些年在场中相对承受更多污名化的职业，教师、()、医生，他们背后所对应的教育、、医疗问题，也恰恰契合了当前社会和时代主要的焦虑抑或是困惑。一方面，这类职业在公共事件的中更易被提炼出标签，或确实是因为当事人在相关事件中的职业表现，与人们的普遍期待形成了落差;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未尝不是在“恨屋及乌”的公共情绪驱动下，社会的某些焦虑，在突发性事件中被放大，从而到具体的当事人并由此上升到对整个职业的“负面”联想。而这种污名化形成径的根除，就不能仅仅依赖于的自省。
没有哪个人能够为整个行业代言，将个人的不当表现，动辄上升到对职业群体的“定性”，却很可能形成对整个行业的污名。并且在这种标签思维下，职业角色与角色形成了错位，作为的要求在职业标签的下隐身了，不仅容易构成对群体的误伤，也不利于社会公识的激活，事件的普遍性教训和公共意义反被稀释和压缩。因此，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在公共事件围观中，多一点就事论事，少一点标签先行，殊为必要。区分身份与职业身份，明晰个人与群体的界限，既是正确围观公共事件的“美德”，也是一种必要的能力。华晨宇的爸爸华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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